分類：投稿 作者：佚名 來源：網絡整理 發布時間：2023-04-25
摘要
當前學術界對于共和國史的研究主要側重于政治史研究，而家庭研究角度相較而言有所缺乏。雖然共和國史有著統一的時代背景，但是融入歷史的每個家庭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以及應對社會刺激的方式是大有不同的。本文以筆者家人對于共和國史的回憶為基礎，以太原造紙廠一個工人家庭視角重新審視共和國崢嶸歲月，從微觀家庭角度去發掘宏觀歷史背后的細節。
【關鍵詞】 太原造紙廠 共和國史 103紙 文化大革命
太原造紙廠，位于太原市尖草坪區上蘭鎮，北鄰中北大學（原太原機械學院），南接上蘭村，西有汾河。太原造紙廠前身是閻錫山創辦的西北制紙廠太原印刷畫冊，主要生產卷煙紙、公文紙、包裝紙、新聞紙等。“
1937年11月8日太原淪陷后，從1938年1月至1945年，日軍對山西和太原的部分企業實行‘軍管理’和由‘山西產業株式會社’經營形式，將1934年閻錫山所經營的西北實業公司興建的西北制紙廠更名為‘軍管理山西第二十四廠’，又名蘭村紙廠，由日本王子制紙株式會社進行經營。”[1]
1945年日軍投降以后，由西北實業公司接管。1949年建國后改名為“國營太原造紙廠”，為輕工業部直屬工廠。“造紙廠成立初期從國外引進的棉麻制漿等全套設備(一號長網機)，特別是理化試驗成套設施在當時國內已數先進。”?[2]
1951年，太原造紙廠進行設備工藝改造后生產出優秀的打字紙。這種打字紙代表中國參加過國際展覽，受到外國人的交口稱贊，被譽為“滿天飛”打字紙，與芬蘭紙齊名，暢銷世界。特別是1954年制造國家密令太紙制造103號印鈔紙的那段歷史,那是每一個太紙人的驕傲，也是筆者家庭中令人振奮的光輝回憶。
此外，太原造紙廠還為省市政府、山西報社等單位提供用紙，對建國后太原的教育文化傳播起到重要作用。太原造紙廠歷經多年輝煌后由于生產效益下降、對環境污染較大等因素于2002年破產沉寂。
筆者以真實史料和家人對于共和國史的口述回憶為基礎，主要對1953年國家制定“一五”計劃后太原造紙廠密奉國務院指示試制103號印鈔紙事件前后以及太原造紙廠文革時期的面貌進行考察，并撰寫此文。
1
試制103號印鈔紙
2015年11月12日，2015版第五套人民幣100元紙幣面世。追溯人民幣的歷史，國家從1948年12月1日開始發行人民幣，最初人民幣主要是外國進口紙張以及各解放區土法生產，印刷十分簡陋。由于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成立時，國內戰事尚未結束，政府還不能高效協調全國的經濟工作[3]，國內鈔票分地制造印刷，即使同一面值，厚度色澤也存在差異。紙幣粗制濫造使得假幣泛濫，人民生產生活以及經濟秩序的穩定得不到保障。
此外，外國進口印鈔紙張成本昂貴使得國家負擔過重。為了改變這一現狀，自產高標準高質量的印鈔紙，1954年初國務院決定：以太原造紙廠為基礎，抽調全國幾名造紙行業領軍人物，全力支持太原造紙廠試制我國自己的鈔票用紙。[4]新版人民幣鈔票紙的試制任務按生產性質由輕工業部牽頭負責，[5]屬國家高級機密，對外命名為103號紙。[6]
1936年我祖父出生于山西省陽泉盂縣的一個小村莊，他在1950年太原造紙廠招工時來到山西太原，在材料科做工。當時秘密接到制造103號印鈔紙這一命令，組織安排他在二車間擔任洗漂工作。當時的新產品試制分為備料、制漿、造紙、整紙四個分車間。洗漂就是蒸煮紙漿后移入洗漂機中用清水洗凈并加以疏解，使得纖維分離的過程。
據祖父回憶，當時的試制是嚴格保密的，例如四個車間之間是不能互相走動，不得向外泄露工作等等。“人民銀行總行對103紙的質量提出具體的指標體系，其最基本的材質要求必須達到：如無塵埃、色正、平滑度適中；耐折、耐裂、抗水；防偽水印必達世界水平等等。”[7]
祖父印象最深刻的是為了達到人民幣無塵的標準，他們把各種造紙設備大清潔了一遍，并且每次都穿著雨鞋進入車間，隨時清除衣物上的塵埃。1756年，太紙人的一絲不茍和認真嚴謹終于換來了豐收果實，太原造紙廠生產的103號紙經過人民銀行的測試，各項指標檢測達標，103號紙試制成功。
103號紙的試制成功，讓太原造紙廠在中國貨幣史上留下了燦爛的一頁，“該廠的鈔票紙生產技術屬國內首創，結束了國內鈔票印刷完全依賴進口鈔票紙的歷史”。 [8]輕工業部對太紙人的辛勤勞動予以肯定，并給部分試制人員頒發獎章。
由于太原較為缺水，國家考慮在保定繼續制造103紙。“1957年初太原印刷畫冊，太紙廠抽調溫懷仁廠長以及部分管理人員、技術干部和技工等攜帶生產103鈔票紙的全部資料，按輕工業部指示籌建保定鈔票紙廠。”[9]太紙向保定伸出了援助之手，積極幫助保定生產出了103紙。
2
文化大革命
1966年上半年，太原造紙廠整體發展順利。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之后，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向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發出賀電，號召全國人民“學習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經驗，一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沿著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前進。”[10]受國家的號召，山西造反派策劃了“一·一二”武力奪權事件，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目的是為了打擊走資派。
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發出《第一號通告》稱：“原山西省委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領導權，自即日起由本指揮部接管。為了保衛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反革命政變，我們于元月十二日夜晚奪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黨政機關的權和抄了一些壞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槍支、彈藥和黑材料，徹底搗毀了衛恒等反黨分子的巢穴。”山西省上下武力奪權的風波也蔓延到太原造紙廠。
據祖父回憶，當時紅衛兵查封了太原造紙廠的檔案柜，并沒收圖章,把廠長和副廠長打成走資派。有一次國家贈給太原造紙廠一顆外國使團饋贈的芒果，讓工人參觀，有一個工人提前去參觀，被紅衛兵批斗，理由是“參觀資本主義的芒果”，并把他吊在大禮堂中給他頭上潑墨水。可見在文革時期凡是帶有“資產階級文化”標簽的事物都會遭到紅衛兵的針鋒相對。
在“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下，太原造紙廠也開始了轟轟烈烈的革命，每個工人在車間向毛澤東早請示，晚匯報。雖然《第一號通告》要求：“所有的工人、農民和干部，都要照常上班，牢記毛主席的‘抓革命，抓生產’的指示，堅持生產崗位，完成和超額完成生產任務”。 [11]然而太原造紙廠生產時斷時續，生產的紙品也由普通印刷書寫紙轉變為標語紙和新聞大字報紙等政治宣傳用紙。
山西革命造反派將“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當成肆意妄為和派性斗爭的工具，而文革不僅是上層權力的斗爭，而且也是中國社會不同利益集團的斗爭，太原造紙廠就是最好的縮影。太原造紙廠內部分化出許多派系，例如決死縱隊、紅衛兵、十九縱隊等，派系之間相互謾罵和檢舉批斗。其中許多家庭中成員派系不同，而為了表達自己對政治和革命的忠誠，與異派親人劃清界限，使得家庭關系幾近分崩離析。
據祖父回憶，太原造紙廠曾有一對職工夫妻，丈夫為決死縱隊成員，其妻子為紅衛兵成員，兩人每天在廣場上相互辯論，甚至大打出手，回家后只在一起吃飯，互不說話。雖然看起來有些荒誕，但確實是文革時期的真實反映，可見階級成分已經超越人倫親情成為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婚姻親情已經完全籠罩在階級斗爭的陰云之下。
“在過去那個歷史階段中，群眾是分階級和階層的，即使是同一階層中也有社會地位、環境的不同，利益和要求也不會是一致的。成百萬、上千萬的人參加同一政治運動，盡管他們可能呼喊著同一個口號，念著同樣的語錄，但他們的動機和要求，他們的表現和行為也必然是千差萬別的”。 [12]
每一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都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如太原造紙廠的工人集體雖然同樣擁護著毛澤東，但其分化出多個利益派系，都是希望通過壓倒對方來鞏固自身。其中有些人不免是想借文革這陣風處理個人恩怨，而有些則是處于隨風倒的狀態。
“1966年，太原經濟雖然取得了可貴的成就，但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展，經濟形勢急劇惡化。[13]”據統計，1966年山西省工業總產值為204068萬元，1967年下降至160393萬元，1968年繼續下降至73045萬元，直到1969年才有所回升。太原造紙廠被卷入文革浪潮，在1967年和1968年處于半停產狀態。
太原造紙廠在內部各個派系間的斗爭，以及鄰居太原機械學院（今中北大學）學生斗爭的盲目熱情煽動之下，使得造紙系統處于半癱瘓狀態，經濟的發展失去控制，直到1969年太原造紙廠才基本恢復運營。而那個時代的官方解釋則是：“‘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國工人階級‘粉碎修正主義，奪回被資產階級篡奪了的那一部分權力’，因而‘保證我國繼續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大踏步前進’”。 [14]可見當時中國官方忽視了人民的利益訴求和實際生活狀況，對于文革的認識是不合乎現實的。
1969年后太原造紙廠受到國家的支持，生產出大量優質紙品。“1972年以進口木漿和漂白草漿為原料，生產出TY牌白書寫紙，遠銷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緬甸、巴基斯坦、蘇丹、伊朗等國家和香港地區。”1986成功生產出單雙面銅版紙，為山西省填補了空白。之后，生產出鋁箔襯紙以及增值稅票防偽紙等紙品。
由于資金短缺和環境污染等問題，1995年太原造紙廠出現半停產狀態，后于2002年破產。
3
結語
本文以真實史料和家人口述回憶為基礎，對太原造紙廠這個較小歷史載體在1954年密奉國務院指示試制103號印鈔紙事件以及太原造紙廠文革時期的生產與斗爭進行重新審視，從微觀角度與歷史對話，將歷史擴展到群體之中。在此基礎上，又結合宏觀整體的社會視角對微觀群體進行再次考察，使社會史與個體發展結合在一起，力圖呈現全面生動的歷史。
參
考
文
獻
[1] 韓革，山西省太原市“三普”辦，2009年1月4日.
[2]《文史研究》1992年第4期.
[3] 張新知等著：《人民幣紙幣鑒藏大典》，中國經濟出版社.
[4]《山西通志.輕工業志》，中華書局.
[5]《中國印鈔造幣》，2011年7月12日.
[6] 保定鈔票紙廠，103擴建工程竣工畫冊.
[7]《太原造紙廠試制人民幣印鈔紙過程的回憶》，山西省政府參事室.
[8]《太原市北城區志》，太原市杏花嶺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中華書局，2000年12月第1版.
[9] 《太紙第二次新產品試制方案》，山西省檔案館資料.
[10]《人民日報》，1967年1月12日第1版.
[11]《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第一號通告》，《山西日報》1967年1月24日第2版.
[12]金春明，《“兩個文革說”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 張化，蘇采青，《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13]《太原市志（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14] 麥克法夸爾著：《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下卷）》， 1992年8月第1版.
作者簡介：張琪（1995-04）， 女山西晉城人，山西大學初民學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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